十三年来对中国影响巨大的10件事(2)
文章来源: 南风窗

十三年大脉络--1997 2001 2002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至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追求崇高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更多的是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社会的主流。

今天回看这13年的中国，有个很充分的理由：这差不多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个执政过程。之所以要挑出这十件事情来叙述，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深刻的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历史的大脉络。—本文作者

　　1997：小平走了

1997年2月19日，93岁的邓小平去世。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

24日，星期一，早上9时34分，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载着灵柩，披着黑纱，在警车护卫下，缓缓西行。街两边站满人群，灵车背后，悲声四起，蓝天忽然阴云密布，哀乐徘徊在都市上空。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1949年共产党占领这座城市之后便拓宽了这条路，普通的百姓老爱说它是“黄泉路”，可是党的高级领导人喜欢说这是“去和马克思做伴的路”。从那以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到这条路上，最早是任弼时，然后是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然后是胡耀邦和陈云，而这时，邓小平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可是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领导了那么久，现在谁来领导我们呢？”可现在，老百姓已经没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了，人们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也没有那么多想入非非。“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这样说着。

他的墓地在大海里，他的葬礼是在天上举行的，整个过程充满了人情味。在那如洗的碧空中，一架飞机孤寂地盘旋，机舱里满是鲜花的芬芳，芬芳中安卧着已经化作灰烬的伟人。他的亲属、生前友好、党的高级官员守护在左右，只等舱门开启，便一把骨灰，一把鲜花，纷纷撒向蓝天，让它们随风飘去，落在海中。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在我们的记忆里，只有他所信任的和信任他的周恩来，和他同在一个境界中。

几个月后十五大就召开了。邓小平理论成为党的旗帜。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智慧来生活。眼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党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突破，要从市场经济体制向所有制领域延伸。争论再次卷起，还相当激烈。有人不同意把国有制看作“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还说“把公与私抽象对立，其实就是改革前‘一大二公’思想的翻版”。有人针锋相对，说“一些人已经制造并还在继续制造种种思想的和理论的迷雾误导人们。”人们看法不同，是不足为奇的。李锐甚至还为此叫好：“目前不仅是建国以来，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最耐人寻味的是李君如。这位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主张，克服姓“公”姓“私”的问题给我们造成的困惑，还在记者面前把它和“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1992年邓小
平南巡谈话”相提并论，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有些东西的确不同于以往。江泽民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提出了，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提出了，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还提出，非公有经济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文件中对我们国家既成的经济理论做出重大修正，进而明确地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传统的公有制度。这里面没有一句话因袭前人，纯粹属于“第三代”。

现在回头来看五年前的十四大，那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公开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他身穿灰色中山装，把脚踩在红色地毯上，一边迈步，一边频频致意。七个常委全都跟在他的身后，亦步亦趋。2000多位代表和中央委员全都站在他的面前，掌声不息。他微笑着走了一圈，看看大家，对江泽民说了一句话：“这次大会开得很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然后摆一下手，飘然离去。那一天是1992年10月19日，而在场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公开的报道说，他是来“与出席十四大的全体代表见面”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他还希望把江泽民未来道路上所有障碍都搬开，所以才要求所有的老人和他一同离开。他要那次会议取消中央顾问委员会，从此不再设立类似机构。

在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中，在邓小平之后接班，无疑是幸运的。正是邓小平把江泽民从他的同辈人中挑了出来，帮助他拨正航向，搬掉所有的绊脚石，为他排除了形形色色的政治障碍，却又留下了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就从那一天开始，“第三代”无所顾忌地前进了。直到十年以后，江泽民开始为自己的接班人殚精竭虑时，他从他的前辈那里继承过来的政治资源都还没有用尽呢。

　　2001：进入世界秩序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返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

新总理最在意的事情是经济。一年前，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那边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
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出口下降。不过，她不像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终于平稳过来了，还信守承诺，不把人民币贬值。

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已经持续了13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甚至超过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和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有一段时间，谈判看上去有点像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它使人想起100多年前李鸿章的谈判，以及从那时以来中国人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像一些中国人说的，美国人现在是想在谈判桌上拿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也像一些美国人说的，中国人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在国际市场上拿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不过，“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都面临着双重压力。美国人一直在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国人知道不退让也就不能前进，可是国内舆论却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巴尔舍夫斯基面对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一筹莫展，克林顿嘟嘟囔囔地要她加快谈判进程，可那一边国会大厦里还在吵吵嚷嚷地说她在中国人面前过于软弱。不过，谈判毕竟不是战争，其要旨也不是对抗和压倒对方，而是合作和妥协。种种难题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华盛顿的努力。紧张的谈判在这一年里时起时伏。

5月7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悲剧，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中国人根据现场的种种证据，认定这是一次蓄意的行动，罪魁就是美国人。针对美国人的愤怒，首先在年轻人中聚集起来，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至少已经20年没有人喊了，可那个夜晚又在大学校园里响成一片。

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可以归结为善意的破坏，“民族主义”这个词太大了，既清晰又含糊，但是确实没有别的概念可以描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想要了解世界的欲望。这个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是以一种急切的心情打开自己眼界的。盖洛普公司就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途径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把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上，其中说到，有10%的中国人使用过电脑，有14%的人知道因特网。在18岁至29岁的北京人中，有1/3曾到因特网上“冲过浪”。在所有的中国人中，有62%的人见过外国人(这数字连西部贫困农村的居民也包
括在内)；有72%的人知道世界杯足球赛；44%的人知道芝加哥公牛队；39%知道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29%知道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帕瓦罗蒂也有12%的知名度；29%的中国人看过西方电影；10%的中国人曾购买过外国音乐的录音带、录像带和光盘；11%的人曾阅读过西方国家的书籍、报刊、杂志；51%的人想出国看看。那些驰名世界的商标，现在也为中国人津津乐道。“中国人正在了解世界。”盖洛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洛普在这个秋天说，“中国人了解世界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相当主动的行动。”

夏天还没有结束，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就冷静下来。9月的最后一周。有45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黑压压亮晶晶的一大片。好几百个外国公司的老板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中国——未来的50年”。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财富论坛”把中国和世界汇合在一起。到了这一年年底，中国和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终于达成协议。那个下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斯斯珀林说，他想“为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克林顿总统鼓一下掌”。接着，签字大厅掌声雷动，大家拥抱，身着盛装的中国姑娘送上香槟。石广生、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斯珀林，举着高脚酒杯凑在一起，个个满脸笑容，留下足够的时间让记者拍照。

中国通向世界的道路越来越通畅了。又过了一年七个月，中国申奥成功了；又过了五个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大家全都欢欣鼓舞，把2001年当作中国的“成功年”。与成功同样明显的是，中国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巨大变革后，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原来这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有共同标准的，不分国家、地域、种族、文化、信仰，人人都应遵守。所谓“特殊国情”一说，就像一块遮羞布，越来越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第八件事：分化

为了正确估计第三代领导人的执政结果，我们应该记得，由江泽民初任党的总书记到2002年秋天他的离任，与邓小平的复出到退休这段时间差不多一样长。邓小平念念不忘的“三步战略”，已经如所期待地完成了前两步。没有第一步，也就没有第二步。

政府宣布国家的经济总量翻了第二番——也就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又说“小康”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标准”有16条，国家统计局说已经实现了13条，普通中国人谁也说不清楚都是些什么，只知道“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他们还知道70年代后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候已经没有了。98%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有些人则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凭借这些收入，他们开始在食品市场上挑肥拣瘦，开始吃反季节蔬菜，吃进口水果，开始寻找那个带着一弯水波和一枝嫩芽的绿色食品标签。他们在2001年拿出16371亿元给政府交了税，还花了37595亿元去购买消费品。20年前他们的梦想只在三种牌子的自行车和两种牌子的手表之间徘徊，现在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不再跑到邻居家里去看黑白电视，也不再到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每100个家庭中有30台空调、50部电话、80台电冰箱、90台洗衣机、120台彩色电视机。此外，还有4500万互联网用户，还有1.9亿个移动
电话，移动电话上有十几种铃声供他们选择。大街上跑的汽车，每10辆中有3辆是私人的。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每8户人家就有一辆轿车。与十多年前相比，出生率下降了7个千分点，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3岁，孩子的平均身高增加了9厘米。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最新职业调查报告除说明其它许多问题外，还表明人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现在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264种了。市政府中有个机构名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专司所有这些职业的延续和变化，有一次还向公众澄清了工资指导价。结果证实，2001年所有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平均21.1678万元。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这包括磨工、屠宰工、制帽工、纺织工、印染工、剪裁工、缝纫工、饲养员和垃圾清运工。在最高和最低之间，还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厂长、广告和公关经理、研发开发经理、律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经理、人事经理、销售和营销经理、采购经理、工程部经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系统分析员、国际商务人员、证券交易员。一个女孩子如果长得漂亮并且不怕风险，就有机会在民航班机上当服务员，平均年薪6.8288万元。她如果不幸成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收入就要少得多，大约3万元，要是做一个汽车售票员，那就不到两万元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根据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情况，当时全国城市里的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户占66%，这些人加在一起，至少有1.6亿人，这么多人的年收入都不到一万元。但这还不是最低的。在北京，政府规定城市职工最低工资每月435元，2002年又增加了30元，不能再少了，可是即使兑现，一年也只有5580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1/3，再经副局长邱晓华一解释：减去实物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去城里人都有而农民却没有的社会保障，一个农民的货币收入，只有城里人的1/6了。

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的副处长和韧所说，只是“一定时期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客观反映”。事实上，如果可以设计自己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们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走极端”，总会有意无意地秉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不偏不倚。他们嘲笑穷人，也妒恨富人。可是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速度很快。

社会分化一向都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是让人既疯狂又失落、既发奋图强又忧心忡忡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化是在新世纪里突然加快的，我们到今天也许还没能洞悉其中深意。就像50年代的“自力更生”、60年代的“大一统”、70年代的“继续革命”、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的很多潮流在当时总是不能被世人充分理解。但它毕竟出现了，寻常时候隐约不见，一有风吹草动就闹得满城风雨。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陆学艺说的：“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他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出现十个阶层，又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分成上层、中层和底层。

“弱势群体”是个新概念，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认，都把它当作贫困农民、城市失业和半失业者的代名词。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而是“中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证明，中间阶层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在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里，中间阶层已经超过20%。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类似于西方所谓“中产阶级”。它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有一些纯粹属于精神方面的消费，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联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里面生活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是90年代的一个潮流。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此前很多中国人对商人的看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已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90年代的“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个文人还成了一个养着60条种狗、180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人们越来越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有个市委书记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90年代初期，中国的确还是“无产者”的天下，“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离自己很遥远。如果你在那时候拥有3000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大中城市就业者的平均水平；如果是4000元，你就属于10%的高收入者之列了。但是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有产者”越来越多，而“无产者”则处处感觉到被漠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有钱人在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是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他们是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是广告商瞄准的目标，是大城市里那些高档消费场所中最受尊重的顾客。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党的理论中，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党现在不仅承认他们的存在，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还把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象征。所谓“小康社会”，所谓“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建设一个中产者的中国，有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扩大中间收入者比重”。

　　2002：创新与接班的大会

在2002年11月8日发表的《中国与世界》一文中，法国作家萨米埃尔?皮萨尔特别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的大舞台，这次改革可能来得比人们想像的要快。”他在以前写的一本书中曾把中国说成“超意识形态的社会”，这与很多中国人的感受不一样，但是他现在依然认为，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并没有让中国人丢掉经商传统。“这种令人生畏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产品，技术和资本，”皮萨尔写道，“中国目前还在经历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变革。”他在语重心长地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中国人已经为即将发生的变革拉开了序幕。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最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制定的原则下召开的，只不过，其中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仍然来自邓小平。这个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党的领导地位不容置疑，而且必须加强，当然也应当改善，除此之外，可以尽量地让中国的各种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人们在江泽民的报告中读到了过去13年的总结，读到这一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党的中央委员会任期五年，本来只需报告本届任内的事情，可是没有人觉得那13年一起说说有什么不好，大家早有某种预感，但只有外国报刊敢于在当时就说出来。《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江泽民的报告看上去像是“告别演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对的。13年前，江泽民意想不到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那时如果有人预言13年后的中国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可是今天，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中国比那时更强大了。党的高级官员说，这
13年堪称“盛世”。这是把江泽民时代看得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时代还要辉煌。其实，即将卸任的总书记已经注意到：党如果真要保持自己的生机，那就必须做一件对她来说匪夷所思的事：理论创新，进而推动政治领域的变化。

让亿万中国人都去攀登发财致富之梯，而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演变化于无形之中。这是第三代领导人治国的大脉络，也是成功之处。一个来自贫穷闭塞地区的市委书记读完江泽民在“十六大”上的报告，发现“报告中的‘新’字至少有90多处。”他很敏感，实际上这个字的确是2002年冬天中国大局中的焦点，有如《时代》杂志在11月“中国专号”里说的：“中国人仿佛是世界上最不多愁善感的民族，对‘新’的崇拜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实际上十六大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其表面文字更有刺激性，只是其中最富有突破性的部分，被绝大多数媒体小心翼翼地回避了，那正是后来写在党章里的话：“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党的组织本来是以工农为基础的，这可以从她选择“镰刀加锤头”作为自己的旗帜体会出来，也可以在81年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看到。那时候党的纲领是：“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按照这样的旗帜和纲领，资本家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党的敌人或者是产生敌人的土壤。那时候党的确是这样做的，她把自己当作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把贫困农民当作自己的同盟军。尽管后来知识分子的地位越来越高，但在理论上，他们只有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

20世纪60年代初期赫鲁晓夫以直率的断言使全世界共产党人大吃一惊，他认定，苏联共产党正在成为“全民党”。这些话在当时似乎难以置信，即使在今天也还被老一辈共产党人看作是修正主义的经典之作。十多年前东欧共产党组织纷纷瓦解的时候，中国人关心的是制止自己党内的分裂。但是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党的组织也在变化。在过去5年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1189万人中，有3/4是35岁以下，有4/5受过良好教育。党的组织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还有“中产者”，甚至还有“私营企业主”。党员中的工人和农民在50年代曾经占90%，后来占70%，如今却只占45%了，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偏大，收入偏少。毫无疑问，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来改变了中国，但她如果不想让自己的生命衰老，那就必须在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自己。2002年冬季会议的最具深意之处，是党在改变自己，把自己的执政基础扩大到工人农民之外的所有社会阶层。这种表面模糊实则犀利的含义，至今仍然未被说破，但是，他们超越了长期以来前辈不敢触犯的政治秩序和组织壁垒，浩荡大西洋、阿尔卑斯山和意识形态的屏障，都阻碍不住。

2002年11月7日，基辛格博士告诫世界100多位媒体领导人，不要低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中所包含的意义，“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此人在过去30年里38次来到中国，现在以洞悉一切的口吻对他的听众说：“美国人的政策被律师和讼案所操纵，中国人的政策由理念支配。”他说对了。在西方，理论是一种学问，只能被人探讨、改变、丰富，而不能支配人。而在中国，理论一向都是至高无上的，是执政者的一种力量，是使人既热血沸腾又谨小慎微的根源。这里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新的理念，正在成为共产党81年历史上最富有刺激性的话题。事实上在2002年剩下的几个星期里，整个中国都在谈论“三个代表”。与此相应的另外一个理念是“与时俱进”。官员、记者、作家、经商者，以及所有感觉应当与党的步调保持一致的人们，都喜欢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三个代表”。有的时候，这个词往往用得很随意以至失去了本来意义。一个城市的繁荣，一种新技术的推广，一部新电影的上映，一个官员的访贫问苦或者亲耕，一个警察的临危不惧，都有可能被归入“三个代表”之列，只是大多数人并没有想到，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的必须领先于时代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迫切期待。

共产党的确需要用新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新步骤才行。如前所述，第三代领导人执政以来，已经在党的经济理论上实现两大突破，这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所有制”的理论。现在，他们要在政治领域前进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江泽民是在2000年早春下决心用“三个代表”来改造党的理论的。这位总书记自从上任以来，眼看整个中国都在大步前进，心下满意。可是他要是有心让第三代领导集体青史留名，光有国内生产总值和人民丰衣足食就不够了，还须高瞻远瞩地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以便指引后人。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党的80周年纪念日到人民大会堂去发表演讲，详细阐述“三个代表”，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定下了调子。其中有些话，的确是他的前辈毛泽东和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过的。比如他认为，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以往的社会阶层——工农兵和干部，无法把他们包括在里面，他们也是中国的建设者，党不应当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应当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代表他们的利益，还应把他们当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他周围那些人把这次演讲概括为“七一讲话”，把他的思想压缩成“三个代表”，并且解释说这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从后来的情形看，“三个代表”的确是江泽民13年执政思想的精髓所在，他倡导“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这绝非随便说说的。

党在江泽民离任的同时承认了党的理论被改造的事实。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还把《党章》给修改了。江和他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的大部分同事都退出了，只留下60岁的胡锦涛来主持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新任总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表明他的执政思想将与前任一脉相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胡锦涛在一篇可以被看作就职演说的简短讲话中说，“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要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策，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贡献，为我们的前进指明了方向。”

2002年就要结束的时候，党的第三代领导人也要给自己的执政历史画上句号了。现在回头去看，这些人都是天助神佑的人物，中国人都说他们运气真好，还说中南海比过去成熟了。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他们看作时代的代表，真正的奇迹是由亿万对新生活满怀憧憬又干劲十足的老百姓创造的。他们是熟练的工人、朴实的农民、精明的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有些人则是来自西方。中国的资源和中国人的改变现状的欲望，把他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这一点，无论是伟人的权威、领袖的口才、“铁腕宰相”的组织天才，都不能比拟。北京的人们再次提到“继往开来”，这话他们在13年前曾经说起过。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是过去50年来最少伟人色彩的一次党代会，也是过去80年里党的领袖第一次按照正常程序移交权力。在此之前，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犯了错误中途下台，就是在任内去世。所以我们可以把2002年冬天的会议看作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开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要比“谁下谁上”这类问题更值得回味。事实上21世纪的中国将不再是伟人的时代，而是普通人的时代。新一代中国人更在乎凡人的事情，宁愿在党的理论体系中寻找那些对自己更有利的变化，然后去造就更多的变化。他们在过去的20多年就是这样做的，而且很成功。那些在“第三代”执政期间年逾40的人都有体会，中国人对这个国家种种弊端的宽容性已经历了极大的考验，有时候简直忍无可忍，但他们毕竟忍耐过来了，今后还将继续忍耐。如果我们把今天中国的问题开列出来，也可以写成一个长长的清单：经济增长放缓、银行呆账问题、失业问题、国有企业问题，农业迄无振作之象、农民不满、腐败猖獗，中西部的落后，而东南沿海那些依靠出让土地支撑高速增长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土地可让了……这张清单可以被看作是新一代领导人前进道路上的“地雷阵”。和13年前比起来，很多地雷被排除了，但也有一些地雷更加危险了。好在中国人总是以乐观豁达的精神来对待他们眼前的麻烦。过去20多年里，很多口号都过时了，不断更换，但有一句是始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年年难过年年过，办法总比困难多。”

江泽民不再是中央委员了，但仍旧保留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11月15日，他再次来到人民大会堂，率领全体离任常委和全体新任常委，会见全体十六大的代表，这也有点像当年的邓小平。胡锦涛带头为他的话鼓掌，2000多人也跟上来，掌声回荡在人民大会堂，表明“第三代”对这个国家仍然有着的影响力。在过去13年中，每逢那些考验党的意志和国家精神的重大时刻，他们总是聚集在这里。撤消赵紫阳的一切职务、治理整顿、反对和平演变、宣布邓小平南巡谈话为党的指导方针、宣布改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顾问委员会、邓小平退休、主持宏观调控、对
付通货膨胀、对付通货紧缩、对付自然灾害、对付法.轮.功、对付腐败、对付亚洲金融风暴、对付东欧社会主义者的蜕变、对付台湾分离主义者的图谋、对付北约轰炸我们的大使馆，对付美国人撞了我们的飞机、两次修改宪法、两次修改党章、换了两个总书记和两个委员长……所有这些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当然还曾无数次地起立向老一辈革命者致敬默哀。他们这些人瞻仰过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遗体，在1997年2月24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注视着一辆灵车护送邓小平的遗体远去，经过后来建设中华世纪坛的那片土地，向八宝山公墓不灭的火焰走去。而在五年又九个月之后，他们的后继者又走上了时代的前台。

　　新人就是“时”

现在回到本文开头，当2002年结束的时候，有一件事需要再提，那就是，那些在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里出生的人们，已经25岁了。一个名叫格雷斯的英国记者这样描述这一代中国人：“50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和2000年的儒家教义在他们心里没有什么位置，新生活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如此丰富，从选择头发的颜色到工作。”

长江后浪推前浪。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无论你怎么说这一代新人：“另类”、“看不懂”、“不三不四”、“堕落的一代”，都能找到理由，可他们仍像一粒粒种子，破土而出。他们生长在东方的土壤中，却崇尚西方人相互交往中的规矩，不管别人做什么，也不希望别人来管他们做什么。他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不受限制，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大都包含着刺激与冒险精神：攀岩、登山、蹦极跳、自由滑雪、孤身野营、高速冲浪、击剑和跆拳道、动感强烈的“韩舞”。让父辈烦恼的是，新一代人不知道过去的事。不知道20年代的“新青年”；不知道30年代的“红小鬼”；不知道40年代的“八路军”；不知道50年代的“建设者”；不知道60年代的“红卫兵”，不知道70年代的“下乡知青”；不知道80年代的“第四代”。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一代，与过去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他们出生在所有悲剧结束的时候，但是他们还是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人都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因为他们是在变化最大的国家中长大的。要论两代人之间生活的差别，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巨大。新一代人无从体会过去的生活，但却无时无刻不在父母身上看到过去的烙印。他们同情父辈的无奈，痛恨父辈的虚伪，冷眼旁观父辈的奋斗，嘲笑父辈的落伍——竟然以为“F4”是美国飞机、以为“IN”是“官印”。他们相信这世界已经改变，将不再属于逆来顺受的人，而是属于独立意志的人；不再属于“两不怕”，而是属于新技术；不再属于权力，而是属于智慧；不再属于老实人，而是属于进取者；不再属于他们的父辈，而是属于他们。爷爷心里装着毛泽东，爸爸心里装着爷爷，而他们心里装的是自己。“最重要的是自己”、“先对自己负责，再想别人”，这些是他们的新宗教。他们不打算像父母那样生活，不打算依靠长官，不打算相信单位，不打算追随权威，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年轻的名字和身边的数字英雄激励着他们。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这让他们不得不到家庭之外去寻找同伴。于是他们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最少家族观念的一代人，他们学会了公共精神，学会了开放的心胸，已经下定决心不再为传统所累，不再为虚名所累，不再为道德所累，他们要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品格，可是追求自我、渴望创造、无拘无束，却是所有时代年轻人的共性。可惜这一代新人不能明白，他们今日的幸运是他们的父母用巨大牺牲换来的。

或许这正是历史家黄仁宇在20年前写的一段话的意思。他认为，中国社会传统与世界潮流的冲突一经展开，则“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改变历史的机缘”。未来中国人面临的考验，将是他们的欲望和创造性在多大程度上冲破古老精神的束缚，同时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这个社会所容忍。变化将是新世纪的主题，惟一不变的东西就是变化。社会思想的背后是人。过去13年里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一代新人长大了，他们的眼睛里面完全没有过去，只有未来。他们的父辈在20多年前喜欢说“解放思想”，在今天喜欢说“与时俱进”。但是对于这一代新人来说，这些都是根本用不着说的。

“我们自己就是‘时’啊！”一个年轻人这样说。(END)

十三年来对中国影响巨大的10件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