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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来对中国影响巨大的10件事(1)
文章来源: 南风窗

十三年大脉络--1990 1991 1992 1996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至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追求崇高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更多的是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社会的主流。

今天回看这13年的中国,有个很充分的理由:这差不多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个执政过程。之所以要挑出这十件事情来叙述,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深刻的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历史的大脉络。本文作者

  1990:怀念毛泽东

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邓力群,后者大加赞赏: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其实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位研究生的回答是出自毛泽东诗词。对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在文革时曾是一种时髦,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后来说得少了,可是怀旧的情绪依然在。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并不少:30年代党的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邓小平率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那位研究生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

其实发现毛泽东并不困难因为它就在大街上。就像宋强和乔边两个人在多年以后说的,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主席像章卷土重来,一个长相有几分像毛泽东的演员受到观众追捧,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录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共30首,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了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出版这盘磁带的时候,估计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结果一个月卖了100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敬爱的毛主席》最为嘹亮。

上海《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

今天回想起来,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变成了比拼搏杀的战场,这有点像那时美国的纳斯达克。不过,太平洋两岸人们关心的事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不是股票跌宕,不是技术革命,不是个人电脑能不能取代大型机横行天下,甚至就连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萎缩这些难题也不那么重要。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现在这些如日中天的职业政治家们,那时候刚刚走进中南海。就像邓小平1989年5月说过的: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在党的81年历史上,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毕其一生,多实践而少理论,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所以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江泽民时代联系起来,同时又区别开了。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集体是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那么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是在主动交棒。此前13年,第二代在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那么生机勃勃。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了。他曾坚决地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也同样坚决地拒绝让中国回到70年代以前的老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他热心改革,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这话并不过分。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改变了。不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喜欢邓小平,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怀念毛泽东。这正是那时候中国人的典型心
态。

  1991:苏东坡的冲击

经过1989年那场风波,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20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做生意,说是经济制裁。钱其琛后来拿毛泽东的一句诗来形容当日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分崩离析。

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兄弟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罗马尼亚电视台还播出了齐奥塞斯库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的场面。这位落难的统治者否认自己下令向群众开枪,但法官仍然判他有罪,把他处决了。又过了一天,中国的中央电视台也播出了这个消息。不过,它被安排在中央电视台当晚新闻节目的最后一条,放在安康水电站下闸蓄水、中法合资家具企业在佳木斯投产、机电部评选优秀服务企业、科学出版基金会召开会议、河南现代艺术大展、武汉冰灯会、人民银行发行纪念币这些消息的后面。

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要多好年以后才会研究各种因果联系。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本来已经缓和下来的北京城,又紧张起来。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16个字:韬光养晦,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991年邓小平已不问政事,可在脑子里面总还装着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那是他在十年以前说定的,总也挥之不去,现在看看眼前经济局面,不免担心。他警告中央政府的那些官员:这叫滑坡了,还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这最后几个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也是稀松平常,但在当时那种情形,所有人听了都会心头一震:那时几乎没有人对国务院提倡的紧日子表示怀疑。治理整顿长了,国家反而会出问题,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出来了,可除了邓小平,没有人公开说出。

1991年8月,江淮洪水终于后退,水势仍在缓缓涌动,未肯平息。西北和华北则又无雨,大旱。农业部副部长陈耀邦在北京说,全国总计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5000万亩绝收。但是这一切给予中国人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万里之外莫斯科发生的事变。

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的最后行动发生在8月19日,其间经过异常激烈,大起大落,充满戏剧性。令人厌恶的是,党把生存的希望建立在阴谋的基础上。窃听,秘密录音,封锁电台,把总书记和总统的六部电话全部切断,让佩带冲锋枪的军人占领要害区域,闯进总统卧室,软禁总统,派出军舰封锁海岸,组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向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说总统身体不好,已经没有行为能力,还说自己采取行动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些都是这一事件的典型情节。当日世界各国的评论中,有人说是政变,也有人说是胡闹,还有人说是一次试图挽狂澜于即倒的革命行动。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戈尔巴乔夫自己后来也想解释这件事,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但是那些铤而走险的人始终声明,他们是在试图为党夺回权力。

可是莫斯科的民众不信任那些政变者,军队不听他们指挥,中央委员会里也开始有人谴责政变行为。共产党的背叛者叶利钦走上街头,站在坦克上发表支持总统的演说。然后,政变者投降了,让他们的囚犯重获自由。8月23日戈尔巴乔夫回到克里姆林宫。他对记者们说: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然后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

苏共愚蠢行为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对世界来说,这可能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42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在那惊心动魄的一周里,中国人的眼睛,没有不往莫斯科那边看的。看到戈尔巴乔夫竟又回到克里姆林宫,有人说:这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损失。有人要求与苏联决裂;有人提议发动新一轮九评。中南海没有接受这些建议,但却有党的高级官员公开说,这是西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也是苏共内部出了叛徒的缘故,叛徒就是戈尔巴乔夫。

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也不讲发展,不讲国际化,不讲全球化,不讲世界的多样化。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一本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小册子,也叫十九条,用它来统一思想。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争相当尖锐和激烈,还批评那些忽视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非常有害。对于亿万30岁以上的中国人来说,舆论中的一些东西,的确让他们有今昔是何年的感觉。文革当然是不可能再来一次的,这样做太露骨,也不现实 怀念毛泽东毕竟不是怀念文革。不过,还是有些新瓶装旧酒的味道。比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过街老鼠了,但是可以把反对和平演变当作中心;批判改革开放是不得人心的,但是可以批判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说谁谁谁是走资派还在走,凡经历过文革岁月的人都会笑起来,但如果说党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就可以理直气壮了。改变了斗争口号的同时,也有必要改变斗争策略。没有人充当革命派了,但却出来无数清理小组和清查小组;没有人再搞全面专政了,但必须让几万人说清楚自己的政治问题;犯了错误的人不再戴高帽子挂大牌子站板凳做飞机,但还必须一遍遍地写检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了,甚至还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还说: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结果就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这就是姓社姓资的争论。

回顾第三代领导迄今为止的执政历史,从1991年的春天到1991年冬天,是他们经历的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大事变,社会都会经历一场争论。中国又缺少西方那种可以让一件有争议的行动长期进行下去的传统,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套路无论怎样改革,还是改不掉。1991年年底,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了,那片土地上从此有了15个总统,这似乎证明这套路数是正确的。如果说1990年是毛泽东年,那么,从1992年开始,历史又回到邓小平手中。

  1992春:邓旋风

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1992年1月的南巡,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十三年。

就像每一次离开京城一样,邓的这次出巡也是在一群地方官员的包围中,但他的本意正是要见见这些人,看看京城以外的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下车伊始,就走到深圳的大街上。这位88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光着脑袋,露着花白稀疏的头发,不穿大衣,话越来越多,带着四川乡音,在城市的喧嚣中微微发颤。陈锡添后来回忆当日印象,说他和蔼可亲,平和地娓娓道来。可是至少在以下一段话里,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人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和蔼平和,而是咄咄逼人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周围那些人现在心里明镜似的:这老人是冲着1989年、1990和1991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十年以后,一个名叫过客的人在互联网上也谈到这件事:如果没有他,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痛苦很长时间,那不是文革的痛苦,而是在看到现代化的曙光之后又被打瞎的痛苦。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和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他的旧居,堂屋正门两侧立柱上,一副用金色大字镌刻而成的楹联,就是这样写的。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大厦倾、狂澜倒的痛苦是不应该重演的,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这种痛苦一样令他们感到厌恶,有如邓小平在深圳说的老百姓不答应。

邓小平在1989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没想到会有今日之行。他对中南海里新一代领导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之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说,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他那时相信中国已完成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所以才对家人说:退休以后,我最终的愿望是过一种真正的平民生活。然而他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乃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党的领导人在过去岁月中对此必有无数体验,在1992年的春天,也一定会有更加切肤的感受。3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南海决定把邓的主张推向全国。北京的报纸开始转载深圳的言论,官员们也指示属下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这显然鼓励了深圳。他们得寸进尺:不仅公布邓的精神,而且公布邓的行动。市委的官员们开始策划拍摄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陈锡添奔回家,胡乱扒了几口饭,就铺开稿纸,挥笔写下后来轰动全国的那篇文章《东方风来满眼春》。

  1992夏:为市场经济正名

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也即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

1992年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

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还有很多人,沉默很长时间了,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吴象。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拉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初还有些见仁见智。童大林喜欢说现代化市场经济,有人说应该叫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有人说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关键的东西已经有了。吴敬琏说: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派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报纸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说过的话。他们相信,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1996:实现软着陆

在中南海1993年6月采取行动约束疯狂膨胀的经济之前,把当时中国所有经济问题加在一起,其实只用两句就说完了,一个是大干快上;一个是同床异梦。

人们普遍认定,1993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是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开始。其实新周期是从1992年启动的。这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8%,比1991年高出5个百分点。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地膨胀起来,到年底达到36%。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言,土地和股票市场将会吸收大部分新增货币,但是居民消费品对现金的吸收力也突然增强了。

1993年从春天到初夏,中央政府说了无数话,苦口婆心,希望地方官员们能够理解,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是直到7月5日全国金融会议召开的时候,不论中南海说什么,地方官员照样我行我素。大家嘴上众口一词地说维护中央权威,实则私下的想法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一个报告中严厉批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连副总理朱镕基也不得不承认,党的号召力大大下降。

全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有如昔日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意识形态的梦魇。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就像流水从决了口的大坝一泻千里,怎么也挡不住。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这就再次证明,大多数人都把中南海的劝告当成了耳边风。在商品市场上,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自从进入中南海以来,朱镕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如此等等。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镕基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中南海又接连发出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品格的一幕,是如何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这位副总理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原来的行长李贵鲜离了职。大约就是从这时候起,朱镕基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现在,整天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国务院里的官员了,还有银行的官员。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启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点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可是在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镕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24小时停人不停机的。钞票的发行速度创了历史纪录,通货膨胀卷土重来。但是这一次中央政府的办法显然比五年前要聪明许多。他们希望把中国推上完全用头脑改革的时代;又说,1994年正是这种理性改革的第一年。李鹏总理也说,出路只有改革。

改革新政在国务院里一路绿灯。官员们重新活跃起来,纷纷把记者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立场,解释政府想要干什么,公众听来听去,好不容易弄明白,中央政府的改革新政包括如下方面: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年代有所区别。当时中央政府的说法,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力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宏观调控在操作方面的难度之大,令才自清明志自高的副总理朱镕基,也颇感头痛。

接下来的1995年里,中国的经济似乎出现转折。江泽民和朱镕基联袂导演的宏观调控还未稳操胜券,不过,最紧迫的危险已经过去。城市改革本来已经出现突破的机会,可是看到那么多工人下岗,无所事事,衣食无着,实在叫人心惊胆战,不免又退回来。印钞机器的转速慢了下来,一塌糊涂的银行恢复了秩序,通货膨胀被遏止了,新的麻烦是通货紧缩。城里人用了30多年的粮票被取消了,进城做工的农民不用再背着大米了,商店的货架上什么都有,老百姓买东西也不用排队了。自从50年代以来,商品短缺始终缠绕着中国人,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学者们把它叫做短缺经济,也叫卖方市场,意思是说,卖家是大爷,想卖什么就卖什么,没有卖不动的东西。买家是孙子,想买点东西,还得到处求人。政府殚精竭虑40多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40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600种商品供大于求。朱镕基干脆说,没有不多的。人们现在谈论的话题是:卖粮难,卖油难,卖棉花难,卖水果难,卖肉难真是奇特:短缺时代就这么结束了。一个新概念也在这一年中成为学者和官员的话题:买方市场。

到了1996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所有最重要的领导人都已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实现软着陆。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一个情节:邓小平自从1994年春节在上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到现在已经十几个月过去了,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这让人们都相信,第三代领导人真的依靠自己的智慧主持大局了,而新时代开始得相当不错。(未完,请点击下面)

十三年来对中国影响巨大的10件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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